三国时期道教方士的气功养生术

东汉末形成的道教主要活动于下层劳动人民中，它的宗教活动内容比较简单。方士们或倡导吐纳导引，或鼓吹补导术，或从事巫祝术等，以求长生久视，肉身成仙。自黄巾之乱被镇压下去之后，民间仍有道教方士的活动。三国初年，封建统治者们害怕他们「挟奸宄以欺众，行妖隐以惑民。」对他们采取了悉所招致，集中加以管理或采取禁抑打击的政策。尽管如此，道教方士在传播其方术方面仍始终未停止。

曹操当时为了防止农民起义的再起，对于天下方士，悉所招致。这些人来到魏都，仍然以传播其方术为业。曹丕《典论》论郄俭等事曰：「颍川郄俭能辟谷，饵伏苓。甘陵甘始亦善行气，老有少容。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，并为军吏。初俭之至，市伏苓价暴数倍。议郎安平、李覃学其辟谷，餐伏苓，饮寒水，中泄利，殆至陨命。后始来，众人无不鸱视狼顾，呼吸吐纳。军谋祭酒弘农、董芬为之过差，气闭不通，良久乃苏。左慈到，又竟受其补导之术，至寺人严峻，往从问受。」曹植《辩道论》曰：「世曰方士，吾王悉所招致，甘陵有甘始，庐江有左慈，阳城有郄俭。始能行气导引，慈晓房中之术，俭善辟谷，悉号三百岁。……余尝试郄绝谷百日，躬与之寝处，行步起居自若也。夫人不食七日则死，而俭乃如是。然不必益寿，可以疗疾而不惮饥馑焉。左慈善修房内之术，差不终命，然自非有志至精，莫能行也。甘始者，老而有少容，自诸术士咸共归之。」

当时方士除郄俭、甘始、左慈外，尚有东郭延年、封君达、王真、郝孟节、皇甫隆等人。这些人皆有各自的方术。《后汉书．方技列传》载：「甘始、东郭延年、封君达三者皆方士也。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，或饮小便，或自倒悬爱啬精气，不极视大言。甘始、元放、延年皆为曹所录，问其述而行之。君达号『青牛师』。凡此数人，皆百余岁及二百岁也。」又「王真、郝孟节，皆上党人也。王真年且百岁，视之面有光泽，似未五十者。自云：『周流登五岳名山，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，嗽舌下泉因之，不绝房屋。』孟节能含枣核，不食可至五年。又能结气不息，身不动摇，状若死人，可至百日半年。亦有家室。为人质谨不妄言，似士君子。曹操使领诸方士焉。」注引《汉武内传》曰：「王真，字叔经，上党，习闭气而吞之，名曰：『胎息』；习嗽舌下泉而咽之，名曰『胎食』。真行之，断谷二百余日，肉色光美，力并数人。」上述可见，当时的道教方士是以修道成仙的思想为中心，沿着神仙方术和黄老道家的某些思想及修持方法，逐渐形成一系列所谓道教方术。在三国之时，它主要是呼吸吐纳，辟谷谷行气，胎息胎食，服食药物及房中之术等。这些内容，多为中国气功学中常见的内容，有健身强体的效果。一些方士之身体出现了与常人不同的效果，是可以理解的。正如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晔所说：「虽云不经，而亦有不可诬。」至于一些人跟着学，出现不适之现象，主要是急欲求成或方法不对。从《辩道论》中可以看到，曹植经过细心观察，认为「非有志至精，莫能行也。」也就是不立志学精，就不能达到其效果。习之「不必益寿，可以疗病而不惮饥馑焉。」也就是说，练习者不必考虑是否能长寿，只要练习起码可以疗病和不怕饥饿。

当时道教方士除上述导引行气诸法外，还有一些保健养生法。例如，唐孙思邈女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二十七中说：「魏武与皇甫隆令曰：闻卿年出百岁，而体力不衰，耳目聪明，颜色和悦，此盛事也。所服食，施行道（导）引，可得闻乎？若有可传，想可密示封内。隆上疏对曰：……臣常闻道人蒯京，已年一百七十八，而甚丁壮。言人当朝服食玉泉、琢齿，使人丁壮有颜色，去三虫而坚齿。玉泉者，口中唾也。朝旦未起，早嗽津令满口，乃吞之。琢齿二七遍。如此者乃名曰炼精。」又《博物志》曰：「魏武帝问封君达养生之术，君达曰：体欲常劳，食欲常少，劳无过虚，省肥浓，节咸酸，减思虑，损喜怒，除驰逐，慎房室，春夏施泻，秋冬闲藏。武帝行之有效。」这些保健养生方法简单易行，行之有效，是可取的。